滔滔血海中的广州//叶曙明

作者 叶曙明

【资料图】

南园诗社结社那年，陈子壮在白云山创办云淙书院。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南海人。坊间相传，他的母亲梦见神人以丹桂枝拂其腹说：“俾尔生儿流芳百世。”陈子壮降生时满室异香。万历四十七年（1619），陈子壮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因为得罪魏忠贤，被削籍为民。崇祯朝复出，累迁礼部右侍郎，又因忤旨被下诏狱。幸得皇太后说情和一些大臣的积极营救，陈子壮才侥幸免死，被逐出京城。

云淙书院的门首，高悬着一副集杜甫诗句的门联：“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长蓬蒿”，一派翛然清介之气。云淙书院借用月溪寺的地方，也是当年黄衷卜居之地。“旦出城北门，至月溪禅寺望之，寺后峰峦巘如屏，绵亘数里；左右两翼如门，俨然一狮一象对峙。中为月溪，溪水自山而下，回合环绕，一碧泓澄，可快心目。”时人陈堂《重修月溪禅寺记》对云山月溪，有这样的描画。书院内有邀瀑亭、澄法堂、海曙楼、余啸阁、镜机堂等建筑，每处都有陈子壮自题的楹帖。其中镜机堂上的对联，真切地道出了陈子壮此时此地的心境：“几人能到此，一榻对高眠”。

然而，大地即将血浪翻涌，再无文人避世高眠之地。北方流寇横行，八旗入关，九州赤县，尽成虎狼之窟。崇祯十六年（1643），也是大清（后金）崇德八年，深秋某日，许多广州人都亲眼目睹，黄昏时候，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发光尾巴，在天空掠过。这一年，清军从山东杀入直隶，蹂躏八十八城，俘大明军民三十六万九千余人。翌年，李自成杀入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杀，而广东发生了地震，震坍了不少房屋。几个月后，大清八旗又把李自成逐出北京，爱新觉罗·福临迁都北京，年号顺治，宣告明亡清兴，天下易姓换代。随后几年，整个南中国，都深陷在水深火热的战乱之中。

顺治二年（1645）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改元隆武。翌年八月，清军进攻福州，朱聿键打算逃往赣州，他委任黎遂球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提督两广水陆义师，驰援赣州。黎遂球在乡间招募了一批乡勇，星夜北上。到了赣州外围，只见清军兵马盔甲，滚滚层层，就像潮水铺天盖地一般。黎遂球自知壮士殉国，就在今日，乃拔剑杀入敌阵，左冲右突，指东杀西，身中三箭，血染征袍，最后与弟弟同时殉难。他有一首拟古诗，写出了自己面对国破家亡时的悲凉与痛苦：“壮士血如漆，气热烧九边。大地吹黄沙，白骨为尘烟。鬼伯舐复厌，心苦肉不甜。”

和当年南宋亡于广东一样，广东也成了南明最后葬身之地。朱聿键在汀州被掳，绝食而亡。朱由检的堂弟桂王朱由榔在赣州失守后，从肇庆逃往广西梧州。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联同大学士何吾驺、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一众臣僚，保护朱聿键的弟弟朱聿鐭，从海路逃到广州。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初五，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在广东都指挥使司（今人民公园）设立行宫。一切供御之物，都是仓促草创。新帝临朝，文武百官朝见，分班站立，广州本地人占了大半，朝服甚至是从戏班借来的。

朱由榔听说朱聿鐭称帝，勃然大怒，十一月十八日也在肇庆登极称帝，改元永历，并派遣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主事陈嘉谟到广州，劝朱聿鐭取消帝号。苏观生位居新朝首辅，不容彭、陈二人饶舌，下令推出斩首，再遣大军攻打肇庆。朱由榔也发兵迎战。清军还没杀到，南明已自相残杀起来，打得难解难分了。不久，前线捷报传来，绍武朝的大军把永历朝打得大败而逃。广州城内一片喧腾，处处挂灯结彩，人欢马叫，好像光复了大明江山一般。

就在这一片欢乐声中，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军在降将李成栋的带引下，以十四骑伪称援兵，骗开东城门，大队鼓噪直入，四面纵火，大肆焚杀。才做了41天帝都的广州，顿时陷入刀山火海之中。广州承平已久，百姓几辈子没见过兵革了，一时惊惶无措。南明军队大部分都开往三水，与自己人作战去了，城中军民不多，苦战一夜，星散四逃。

苏观生知道大势已去，与吏科都给事中梁鍙商量办法。梁鍙慨然说：“死尔，复何言！”两人相约各入一房，闭门自缢。苏观生听见梁鍙房中传出案几倒下的声音，又听见喉咙咽气的咯咯声，以为他已自尽，于是挥毫写下“大明忠臣义固当死”八字，以白绢环颈，踢开椅子，霎时气绝。谁知梁鍙却没有自尽，他房中的声音，是故意弄出来骗苏观生的。第二天，梁鍙开门投降，向清军献出了苏观生的遗体。

城陷当晚，朱聿鐭换了衣服，打算爬城墙逃走，却在洛城里（今吉祥路）被清军俘获，囚禁于东察院（今北京路东侧）。李成栋派人送来饮食，朱聿鐭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地下！”趁看守不备，亦自缢殉国。广州城内的二十多个藩王全数被杀。

南明太仆卿霍子衡在豪贤街寓所，见街上民众携男抱女，狼奔鼠窜，纷纷乱走，铜关内外，遍地哭声，知道以死报国的时候到了，他把全家人召到跟前，问道：“《礼》，"临难毋苟免’，若辈知之乎？”三个儿子应兰、应荃、应芷都跪下答：“惟大人命！”霍子衡挥笔写下“忠孝节烈之家”六个大字，悬挂在中堂。

李成栋派人到豪贤街招降，只要霍子衡肯执笏大清，可放全家生路。霍子衡漠然置之，徐徐换上朝服，领全家北向跪拜，再换上红色官袍，拜过家庙，然后步入门前池塘之中自沉，爱妾紧随其后，三个儿子各偕其妻，也一同投水，最后连同家里的婢女，全部自溺而死，以致池塘水满溢出来。连佟养甲也为之感叹：“忠孝乃出一门耶？”下令厚殓，并为其宅邸题写：“阖门死节之家”。

士君子读圣贤之书，置身衰乱之世，受命而出，为国救难，既不能救，唯有一死。番禺举人梁朝钟，朱聿鐭登基广州，封为翰林院检讨。许多人上门道贺，他浩叹说：“事至此，还做梦？朝钟求速死，你们可来吊丧，没什么可贺的。”城陷时，他换上整齐的官服，北面成礼，再拜辞家庙，从容投入池塘。谁知水太浅，只淹到脖子。邻居跳过院墙救他，他大叫：“你若爱我，就把我拉沉！”一直挣扎至昏迷。家仆把他背回家，清兵破门而入，梁朝钟醒转过来，厉声痛骂，被清兵连砍三刀，血流一床而死。

南海举人梁万爵，绍武朝授行人。城陷时他登高一望，只见四面起火，长叹一声说：“此志士尽节之秋也。”然后整冠束带，赴水殉节。郡庠生郭景相殁于乱军之中，他的妻子带着一个女儿投井死。龙眼洞举人樊于震和他的两个孙子玉堙、玉球、龙门举人廖翰标、樊良佐、黎士奇、李应春、樊廷槐等大批节义之士，亦于同年同月同日死。

朱聿鐭和苏观生等15人，合葬于象岗，四面都是菜地。清乾隆后，修葺立碑以奠，碑上镌“明绍武君臣冢”数字。《南海百咏续编》称：“荒垅数尺，卓立于菜畦间，百年来耕人无敢犯之者。”1954年，“君臣冢”因基建迁葬于越秀公园木壳岗，1981年再迁至越秀公园南秀湖畔。清代在榨粉街还有一座黎忠愍祠，纪念黎遂球这位“牡丹状元”，但最终也毁于战乱，荡然无迹。

顺治四年（1647）二月，清署两广总督事佟养甲与署提督李成栋使人招降在兴宁的南明赵王朱由棪。朱由棪自知无路可逃，只得薙发披缁为僧，六月入广州降清，被囚禁在光孝寺西禅房内。

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后，封陈子壮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福建、江西、两湖及广东军务。当时道路遮断，陈子壮滞留在南海九江。广州失陷后，陈子壮和长子陈上庸、弟弟陈子升，捐出全副身家，募集乡人，在九江揭竿起兵，会同顺德陈邦彦、东莞张家玉的义兵，并联络城里的原南明广州卫指挥使杨可观、杨景晔为内应，又收花山盗三千人诈降清军，约定七月七日三鼓内外起事，夺回广州。不料事泄，佟养甲将杨可观、杨景晔和花山盗统统拿下，悉数斩杀，又把朱由棪押到元妙观，勒令自缢，子慈奢亦从死。

陈子壮只好率军转战四乡。可惜这支临时凑合的民军，只有一腔热血，不谙战阵，枵腹而守，虽奋不顾身，终究不是清军的对手。陈上庸生性忠烈，直冲入敌阵，死于刀山剑丛之中。陈子壮在高明兵败被俘。

陈子壮被押解到广州，佟养甲劝他归降，却被陈子壮一顿臭骂。佟养甲恼羞成怒，下令以锯刑处死。陈子壮被押到今解放中路纪纲街，当众受刑。他为陈氏子弟留下遗嘱：“田可耕，不可置；书可读，不可仕。”施刑时，因筋肉牵连，血沥沥而下，却锯不断身体，刽子手紧张得面色如土，慄慄股战，陈子壮忍痛大声呵斥：“蠢奴！锯人需用板也！”刽子手赶紧找来木板，夹住他的身体再锯，筋脉肝肠尽断。陈子壮至死神色如常。其母亲亦自缢身亡。朱由榔追赠陈子壮为“南海忠烈侯”。

陈子壮死节一事，感动了大佛寺的和尚，以佛堂名义，收殓遗骸火化，骨灰藏在寺内。族人在大坑山上筑衣冠冢。民国初年，政府在先烈路青菜岗择地兴建史坚如祠时，发现一个保存大佛寺历代僧人骨灰的秘室，有僧人指称，其中一埕是陈子壮的骨灰，可惜后来再次失落。

顺治五年（1648），李成栋忽然宣布倒戈反清，归顺南明。他以越秀山五层楼为行辕，指挥部下杀尽城中辽东籍汉八旗千余人，佟养甲因事起仓猝，被迫顺从。朱由榔封李成栋为广昌侯，封佟养甲为襄平伯。但不久李成栋以佟养甲暗通清朝为名，把他诛杀。历史上翻云覆雨的事情，多不胜数，不过像李成栋这种朝三暮四，但每次对新主子又尽智竭力，甘于先驱蝼蚁的，却是罕见奇葩。

归明后，李成栋料到清朝一定会严厉报复，便在广州东西两翼城外修筑两座炮台，加强防御。清嘉庆《羊城古钞》载：“广州城三面临水，成栋在时复筑两翼附于城外为炮台，水环其下。”果然，顺治六年（1649），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受命南征。八旗大军横扫江南，直薄五岭，史称“两王入粤”。李成栋在信丰抵御清军，兵败落水身亡。

两王进逼广州城下。南明军民据城死守。八旗大军集结在西城外，日夜猛攻。时人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清兵环围城外。”炮石矢箭，如雨而下，清军久攻不下。尚可喜在景泰坑铸造六七门红衣大炮，架在西山（今广州医学院处）上，往城里轰击，把光孝寺后面的城墙轰塌了一大截，但还是攻不进城里。

广州围城九个月后，城内出了叛徒，偷开城门。清军趁珠江退潮，西濠水浅，用柴薪铺垫濠底，水仅及马腹，清兵的骑兵可以顺利跨过护城河，一时万众鼓噪，从城墙缺口蜂拥入城。城内再次陷入巨大的混乱和恐慌之中，民众披发跣足，四处乱逃，哀声盈野。尚可喜为了报复广州守城九个月，下令屠城七日。

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写道：“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七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同治朝的《番禺县志》记载：“尚可喜、耿继茂破广州，屠戮甚惨，城内居民几无噍类，其奔走者急不得渡，挤溺以死，复不可胜计。”番禺举人方恒泰悲愤地问苍天：“居民有避入六脉渠者，复值大雨淹毙。殆明末广州奢侈已极，故降之罚无所逃欤？”广州人的颈血，染得六脉渠水尽赤，越秀山草木皆红。大小河涌沟渠之中，堆尸贮积，层层叠叠，手足相枕，有些人还没断气，手脚犹动，喘息可闻。城中落井投河，服毒自缢者，盈千累万。

坊间相传，广州城陷时，清军到处奸淫杀戮，越秀山下，有一位妇人不肯受辱，抱着襁褓中的幼儿，投入鱼塘自尽。从此，这个鱼塘无论种什么莲，开的都是红莲花，而不远处的另一个池塘，则年年开白莲花。人们就把这它们叫做红莲塘和白莲塘。清代诗人樊封之写诗纪念这位烈妇：“披发沉潭面若霞，孤儿在背妾无家。绕塘莫问同心草，看此惊天血性花。”在今解放北路有白莲塘、红莲塘等小巷。

南明四卫指挥使羽凤麟率部守广州西城，城破时，羽凤麟明知独力难成，急忙返回家中，嘱咐家人要临难守节，然后登上双门底拱北楼，自缢殉城。清军血洗广州，守将马承祖、撒之浮率创病残军，驰骋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羽、马、撒三人都是回族，后人敬慕其忠烈，在兰湖畔建衣冠冢以资纪念，称“回教三忠”。三墓并列，坐北向南，按伊斯兰传统石棺形式建筑，墓的北侧有一座三忠亭，用来表彰他们的忠义节烈。罗浮布衣陈恭尹当年亦有诗吊之：“血流大地终成碧，骨化飞尘久亦香。世禄几家能矢报，为君歌此问苍苍。”

邝露是南海人，字湛若，号海雪，永历朝中书舍人，专掌诏诰呈奏之事。李成栋陷广州后，邝露的儿子邝鸿率北山义军千余人，在东郊与清兵激战，最后势穷力竭，亡于阵中。邝露有一首诗，写出乱世的悲凉：“炊骨无坚攻，杀身诚祸瘅。尸僵横路衢，我行旦复旦。”两王入粤，围攻广州时，邝露因到广州办公事，困在城内不得出。他抱定必死之心，手捧着心爱的绿绮台琴，顶着漫天的风雨，穿过尸积如山的街道，一步一步，返回位于今广卫路的邝家祠海雪堂。

他在途中遇到清兵拦截，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冷笑说：“此何物？可相戏耶？”回到邝家祠后，邝露把家藏的书籍器物，环列四周，然后沐浴更衣，焚香抚琴，长啸悲歌。绿绮台琴与天蠁、春雷、秋波并称“岭南四大名琴”，制于唐代武德年间，曾经是明武宗的御琴，后流出民间，为邝露所拥有。邝露在海雪堂中，绝食不出，抱琴而亡。

广州坊间有一句熟语：“杀人十八铺，填尸六脉渠。”相传清军奉令从西门起连杀十八铺路。军中有一幕僚于心不忍，连夜派人从第一津起，每隔十几丈立一个木牌，标明甫数，一直立到十八甫。次日清兵按甫数杀下去，至十八甫封刀，大大缩小了屠城范围。这种说法并不可信，清代十里为一铺，十八铺路就是一百八十里路。第一津至十八甫，不过约五里路，清兵再白痴，也不会把五里路当成一百八十里路。而且当时主要是屠杀城里的居民，西关一带被清军占领了十个月，是大营所在，要屠早就屠了，不会等占领了九个多月以后才屠。

其实，“甫”的意思就是“埗”，即河边的小码头。第一津至第九甫（今上、下九路）是西濠上的小码头；其他各甫，也都是西关涌、大观河上的小码头。城陷时，居民从各个城门奔出逃命，被清兵砍瓜剁菜般屠杀，逃出南门的居民，被逼到珠江边，前无去路，唯有哭喊着投江而死。有七个人躲进了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的腹中，才躲过诛戮，成了这场惨祸的见证者。从西门逃出的居民，也大多在第一津至十八甫之间被杀。适逢大雨，满街满巷流的都是血水。

这场奇灾巨祸，历史上称为“庚寅之劫”。到底有多少广州人被杀？《番禺县志》说，死者达七十万人。有人质疑，广州没有那么多人口。按亲历其事的李一奇在《世变小纪》中说，“人民死至几万。”官史《清史稿》则称，广州军民被“斩六千余级，逐余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

屠城之后，尸体被抬到城东外，堆叠成山，用火焚化。清初人钮琇的《觚賸》记载：“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时人王鸣雷撰《祭共冢文》，描写屠城后的惨况：“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

传说邝露死后，邝家祠时常出现灵异之事，晚上有抛砖掷瓦的声音，但里面又空无一人。于是，邝露化为厉鬼的传言，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竟至无人敢在邝家祠过夜。后来人们在旁建了一座舍人坊，纪念邝露。乾隆初年，朝廷追叙胜国忠贞，予以通谥，并在邝家祠设祭，那些怪响才逐渐消失。

大批不肯向大清屈膝的士人，纷纷削发出家。番禺人方国骅是一位儒师，世称学守先生，明亡后隐居在草泽之间。他曾经教过的数百名学子，也都学他的样子，不向清朝屈服。康熙十一年（1672），方国骅怀着一腔桑梓之恸，亡国之恨，黯然逝世。他的儿子安葬父亲后，削发出家，法号释光鹫，投身到抗清活动之中。屈大均也在番禺县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法名今种，名其所居为“死庵”，以示誓不为清廷所用之意，并奔走于大江南北，联络各地的反清复明力量。

他们表现出士人的气节风骨，当患难之来，无论是做严将军头，嵇侍中血，张睢阳齿，颜常山舌，还是效法伯夷、叔齐，登彼西山，采其薇矣，宁饿死不食周粟，都是为了不负平生所读圣贤之书，不负国家文化雨露之恩，足以代表一种道德理想与人格精神。